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为有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宝鸡是丝路东段始发的重要途经地。以凤翔为中心的宝鸡地区是“丝路”重镇。以长安为起点，西行过渭河，经咸阳、兴平、武功、美阳（法门）、岐山各驿站，经横水至凤翔府治雍县，再经千阳、陇州由陇坂西越陇关（固关）至秦安，再沿渭水西行到临下，后由水积石山渡过黄河，沿湟水西行经西宁，通过扁都口到达张掖，此为“丝路”南道。除此，还有丝路古道“渭水峡道”。从长安出发途径雍城，由古陈仓（今市）南关过渭河陈仓古渡，沿渭河南西行。经太寅、献头岭、码头滩，渡东岔河至三岔城（吴砦），直通上邽（今天水）。过境道中陇关是指陇县固关镇境内的大震关，是出陕入甘的唯一古道，别无他途，是丝绸之路起始段的重要节点，文成公主入藏就是从大震关经过的。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征战频繁，贸易繁忙，在两千年的历史上，形成了以固关镇为核心的繁华区域。
宝鸡属“天下九州”之一的雍城（都城设今凤翔），地处渭水中游，关中西部，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有“天府之国”之称，是最早的人类繁衍生息之地。此地为“三皇故里”“周秦肇基”“汉唐畿辅”之地，又是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又是“丝路”途经地，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地。它如同串珠一样镶嵌在“丝绸之路”上。而“宝鸡美食”就是这颗宝珠中最多彩最耀眼的一粒。闪烁着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新兴的工贸旅游名城的光彩。正是“宝鸡美食”的这一历史文化底蕴，创建“世界丝绸之路美食名都”的命题，成了此地域人们热议的话题和亚洲文明交流互鉴行动的纲领。下面从文化角度审视一下“宝鸡美食”。城市的历史非常悠久，我国“三代”（夏商周）以前，“都邑”便在中原形成，姜炎时代的“姜氏城”、“太阳市”、夏立九州之一的“雍州”，与古埃及的开罗、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德里、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等城市，也都形成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600年期间，城市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跨越简朴的社群生活，进入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高度集中的居住格局，日益发达的商业贸易，日趋增多的社会交往以及不断繁荣的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乃至餐饮文化等，都是城市所催生的文明成果。城市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
“以文化成天下”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理想，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城市在“以文化成天下”的进程中，担负着特殊使命。中国史学界一直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先秦，而先秦的根脉就在宝鸡，另外，当代中国有这样一个给城市定位，那就是以历史为脉络：“50年看深圳，100年看上海，500年看北京，3000年看陕西，5000年看宝鸡”之说。从中华餐饮文化史角度去考察，宝鸡美食的历史文化地位可证实：人类饮食生活发展进程历经两个阶段，一是自然饮食阶段，即茹毛饮血的生食阶段；二是调制饮食阶段，火的发明和使用是饮食文明起源的关键和始端。宝鸡北首岭的“陶鼎”，证明“姜炎时代”已进入调制饮食阶段，成为距今六七千年调制饮食的初创地位的标志。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周代美食“六饮”“八珍”是后世筵席的先驱之作。周代贵族的“钟鸣鼎食”之风对后世市井食风的影响，引领后世市井酒楼饭馆的装饰、环境、服务、酿造、烹调、餐具、器皿都为精致、讲究，极富文明。“陶鼎”到“铜鼎”的“鼎食”及“鼎中之变”是“火锅姓秦不姓川”的佐证。
在中华餐饮文化中，虽有“川、鲁、苏、闽、浙、粤、湘、徽”八大菜系，加上“京、沪”十大菜系之说，陕菜虽未列入“菜系”，却有“陕菜是各大菜系的‘母菜系’”之论，如“秦腔是中华各剧种的鼻祖”一样，陕菜是“国菜之母”“陶鼎调制”“周八珍”及“钟鸣鼎食”是各菜系的“根”。李福蔚，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宝鸡炎帝、周秦文化研究会理事，宝鸡市孔子研究会监事，宝鸡民俗博物馆特邀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