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江山社稷”？江山是指你居住生存的大地，社稷是社和稷的合称。社是古代土地神，按五行方位来分“东西南北中”“青白红黑黄”五种颜色的土覆盖于地面称五色土，实际象征国土。稷指的是五谷之神、农业之神，能生长五谷的土地神。江山社稷就是君王统治万里江山，老百姓在万里江河山川的土地上种庄稼。社稷之福就是百姓之福，君王的江山，百姓的社稷，百姓就吃穿不愁。君王江山稳固。传共工氏儿子“句龙”是为共工时代的水神、土地神。烈山氏儿子“后土”，是在夏属农的稷正，死后封为农神、五谷神。中华文明是从农耕社会开始的，由于人们崇拜大地和能生长谷神的神灵，于是产生了“社稷”的概念，从周代后，设社稷坛、先农坛于王宫之右，为国家象征。
“江山社稷”是个国土问题，居住在这块土地的百姓要活着，就有吃饭的问题，这是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所以上至君王、圣贤，下至庶民百姓都很关注这个问题，从古至今都在围绕“吃饭，不单是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关乎江山社稷这个国家大事的问题”的命题，很现实，很认真地去思考，去践行，便出现好多看法和行为。古语云：“食为人天，农为政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把食物当成无上崇高的天。把重视人民吃饭问题看作是比“天”还大的事情。这是几千年来主政王者的治国之策。翻开中国历史：史载，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要出任地方长官，临行前向孔子请教治理政事的方法和秘诀。孔子说：“曰食，曰兵，民信之矣。”《老子》第十二章也有记载：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
楚汉相争，战到第四个年头的一场战役中，刘邦的军队退到荥阳（今河南省信阳）一带。这里是当时的战略要地，附近的敖山上有秦朝遗留下来的粮仓。项羽的大军围攻荥阳，刘邦恐怕抵挡不住打算撤退。刘邦的谋士郦食其（音力异基）当即反对，他说：“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敖山粮仓储藏了大量粮食，放弃了荥阳，也就放弃了敖山粮仓，对战局非常不利。”他劝刘邦立刻进兵，攻取荥阳，坚守粮仓。刘邦认为郦食其的说法有道理，采纳了他的战略主张，最后打败了项羽，做了开国君主。鼎盛的“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深知获得民心的重要。《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蝗虫就抓住了几只，愤怒地说：“百姓视粮谷为生命，而你们却吃了它们，宁肯让你们吃了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啊。”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灾难？”于是便吞噬掉蝗虫。唐太宗在《务农篇》中还说：“夫食为人大，农为政本。”籍此杀兄逼父的李世民在青史上得“千古明君之誉”。清代乾隆帝治国之道的核心也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历代帝王诗词》），故而其在清史中也是个了得的“真龙天子”。再如“民国之父”的孙文，在其青年时代的《上李鸿章书》中就明确地提出：“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何以养民？”
纵观历史，对“吃饭问题”的重要性认识最清楚的莫过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了。他在被父亲毛顺生当众骂道：“这个家伙真是好吃懒做！”（见毛泽东与安娜·刘易斯·史特朗对话）不过几年后，毛泽东便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足以看出，初出茅庐的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即国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结构是何等的明白。在《诗经》所有囊括的300多首流传于周朝的诗歌中，其中数百次都提到了食物的类目，其中44种可确定为食物性植物，而《诗经》只指出了29种。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说治理大国就像烹调美味的小菜一样。从古至今，不少政治家喜欢引用这句话提醒执政者，治国就像烹调小鱼，油盐酱醋调料要放得恰到好处，要精心掌握火候，多搅易烂。《诗经·桧·匪风》毛传云：“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说治国不宜动辄扰民，更不要乱折腾。作为东周的史官老子早就知道“治国如同做菜”这个传说，他的本意是“治大国就像伊尹做菜那样，不能带有自己的要求，才能完全根据客观的需要去做。”这是治国的关键。 
伊尹（1649-1549），夏末空桑（今河南杞县空桑）有莘国人，其父是手艺高超的厨师，他本人亦是一位夺天地精华的烹饪者，手艺源自道学内修，善洞察事物本质、烹饪、治病乃至治国都很可以。以圣者名厨，美名远播。传到贤明成汤耳里，成汤以小商国王的身份，便跑到有莘国请圣人伊尹为相。而有莘国不放，便只好咬牙娶有莘国王的女为妃，伊尹便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汤王身边，成就了一段“伊尹背负鼎俎为汤烹炊”的历史佳话。满怀仁爱的成汤，最大愿望是把自己的子民治理好，并无扩张吞并他国之心。而伊尹已看出夏桀暴虐无道，对所属方国残酷压榨，超凡入圣的伊尹来到商国，志在天下，说服成汤，便烧了一锅汤，在成汤欢迎他的仪式上，成汤便请伊尹谈治国之道，伊尹就谈当政的人要像厨师调味一样，懂的如何调好甜、酸、苦、辛、咸五味。天下三类动物，水里的味腥，食肉动物味臊，吃草的动物味膻，水木火三材都决定了味道。烧煮关键是火，通过火势可以灭腥去臊除膻，只有这样才能做好，不失去食物的本质。至于锅中之变，必须精微，佐料方得适中，不可过咸或无味，治国于此同理，不可操之过急。弄清先后轻重，掌握分寸，才能政通人和，将国家治理好。以料理“割烹”作比喻，问汤王建议“讨伐夏桀，拯救人民”。汤王很佩服他的才能与贤德，便辞去其仆臣身份，任用其为“阿衡”意为辅政之官，相当于宰相。宰相的“宰”字，因为伊尹有莘人，故后在“辛”字上再加上官帽，源此。伊尹一生奉献商朝，不论是治国、厨艺、医学、道德等，都有重大贡献，有“元圣”之称。孔子曾言：“大贤唯有伊尹”。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赞赏伊尹以烹饪方法解释治国道理的智慧。
由于酗酒误事，纵酒误国，便出现了在青铜器、食器乃至礼器上的饕餮图饰，警示人饮酒要节制在一定的程度之中，便产生了“饕餮示警”之俗。《左传·文公十八年》季孙行文曾派人给鲁文公讲了个故事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寒，不恤穷匮。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原来饕餮是黄帝之子缙云氏的儿子，他是个贪吃好货，崇尚奢侈，搜刮聚敛，没有止境，不肯同情孤寡贫穷的家伙。可见饕餮这个名字由来已久，几乎是与我们的文明史一起产生的。当然，季孙行文历数饕餮全面的罪状是包括吃喝财物两个方面的，而古人对饕餮的理解则偏重于“吃喝”的一面（这一点从饕餮字形也可看出）。《吕氏春秋·先识》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谓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梗也。”《吕氏春秋》虽晚于《左传》，但它所说的现象，却在周初。认为是周人把饕餮铸在盛食器鼎上，用以告诫他人，不要贪食过甚。其实铸饕餮之形于鼎上，不始于周代，殷代和大方鼎（1959年出土于湖南宁乡），鼎腹四壁纹饰是四个大的人面像，高鼻阔嘴，面目凶恶。人面两额旁有小曲折角，腮边有两爪。此像只有脸无身，其面团团，像个非常贪吃，而且十分能吃的形象。学者们认为此即是饕餮。后来，历代铸鼎，或铸其他食器，饕餮几乎成了一种必要的装饰，并衍化成为独特的花纹图案，但其原始意义则被人们忘记了，只有饕餮作为贪吃或能吃的象征还活跃在人们口头或书面。苏东坡就有一篇有趣的小赋——《老饕赋》。其实食器上雕铸饕餮形象或花纹的原始意义在于告诫进食者对于饮食要有所节制，不要放纵，勿蹈饕餮之覆辙。
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社会经过了几百万年的奋斗，人们生产经验日益丰富，生产工具逐渐进步，待生产品有了余裕，私有制度产生，国家逐步形成。人们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在我国，也就开始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夏王朝。人们第一次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利去占有更多的生活资料（包括食品）。由于夏王朝以及后来的殷王朝都是处在草昧初开的阶段，粮食以及其它食品的生产不会很发达。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在没有两年储备的情况，遇到灾年，大夫就会失去奴隶车马，国君就会失去百姓而垮台。这反映当时粮食余裕是不多的，因此，在饮食上过度的消费，甚至浪费，就会引起人们的反对。与此相反，如果在饮食上节俭，就会受到人们的称赞和拥护。夏王朝的建立者大禹被人们歌颂为“卑共食，非饮食”的节俭模范。《战国策·魏策一》记了一个故事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感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禹的继承者启，在继位之初也是食不二味的。这些都被严肃地写入史书，作为历史借鉴的。看来饮食的节俭，量腹而食，不仅是当时政治家引人注目的美德，而且是重要的统治经验。但是，物质毕竟是诱人的，“口欲豢刍也”，夏殷两朝的后继统治者不能保持这个美德，而是向相反方向发展，饮食的奢侈在夏殷时代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几乎所有失德的统治者都犯有饮食过于奢侈的罪过。夏代发明了酒，殷代造酒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酿造要耗费大量的粮食，因此会引起人们的反对。我们从大禹疏远仪狄和他关于“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议论以及大量的饮酒败德的故事中，可以感到人们对造酒术发展的忧虑。到了殷代，人们对酒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殷代统治者自己也感到“我用沉酗于酒，用败厥德于天下”，败坏了圣祖汤的好传统，并且把殷人沉酣于酒看成天降的大灾。
周人始祖，后稷不只长于农业，而且是周人最早的于文献记载的酿酒者。《诗·大雅·生民》中说他把他生产的粮食“或舂或揄，或簸或蹂，”即进行加工脱壳成为精粮。然后“释之叟叟”淘洗干净。再放入甑中“蒸之浮浮”。这是干什么呢？毛传说：“蒸之以为酒”，原来是为祭神而制酒。当然后稷,自已也是饮酒的。可见周人在后稷时期，已经掌握了酿酒的技术。自后稷十几代传至公刘，周人迁到了豳地。定居以后，他的臣下就“执豕于牢，酌之用匏”，即在圈里为他宰猪，用葫芦瓢给他酌酒来祝贺他。当时豳地一般的农奴都会酿酒。那时在这里流传着的一首十分动听的民歌《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即他们八月打枣子，十月收稻子，做成这春酒，为老人去祝寿。到了秋收以后，场净地光的时候，大农奴主还要慰劳小农奴主“朋酒斯饷，曰杀羔羊。”到了年终农奴们带上好酒献给农奴主：“跻彼公堂，称彼兕觥。”光是敬酒还不行，还要祝一声“万寿无疆”。可见周人这时酿酒技术已经得到普及和推广了。由公刘传至古公亶父，周人受到戎狄的压迫，迁到了周原，此时已经出具了国家的雏形，渐渐强大起来。到了古公亶父的孙子姬昌，即周文王时，周人更为强盛。这时周人中间，大概饮酒成风，给文王的政权造成了不安定的因素。于是文王给他的子孙发出禁酒的警告。这个警告，记载在《尚书》的《酒诰》中。即“诰教小子，有正有事（司），无彝酒。越庶国，饮唯祀，德将无醉。”这就是说：我警告你们子孙和官吏，不要饮酒。各诸侯小国的首领，只能在祭祀时喝点酒，但是要讲酒德，不能喝醉。可见饮酒的风气已到了使文王警惕的程度。
《酒诰》现为《尚书》中的一篇，它本是周公为其弟康叔而作。据《元和姓纂》和《通志·氏族略》等所载，公元l046年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文王幼子）予康邑，世称康叔。后周公（武王之弟）又将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康叔，建立了卫国，定都朝歌。《尚书·酒诰》是月，公给即将去卫国赴任的康叔颁布的一篇严肃的戒酒令。西周初年，周公平定殷乱，封其弟康叔于卫。据《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说，周公初封康叔时，担心康叔年龄较小，于是告诫他商纣之所以亡国，其原因在于“淫于酒”，商纣之乱始予“酒之失”。商纣酗酒，天下化之，这正如《大盂鼎》铭文所言“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肆于酒”。卫国的封建在殷都旧地，故而染恶尤甚。周公以其地封康叔，故作书诰以教之。在《酒诰》中，周公先命康叔宣布戒酒之令，又告康叔以戒酒之重要性以及戒酒之法。文诰自始至终言之谆谆，目的是希望康叔“典听联毖，勿辩乃司畏湎于酒”。也就是说，周公希望康叔总结商朝灭亡的教训，不要沉缅于酒，以致荒怠政事。《酒诰》是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可以说，酒禁是酒文化发展的先行，在酒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研究酒文化首先要了解酒禁文化，而《尚书·酒诰》这篇诰词是关于酒禁的一个标志性著作，从《尚书·酒诰》看中国的酒禁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历代的酒禁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各个朝代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不同，时常出现粮食饥荒。这一方面是由于水旱灾害的影响，但因制酒和制糖而导致粮食的大量损耗，也是一重要原因。尤其是在饥馑之年，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因此，自汉以降，代有酒禁。汉景帝三年夏旱，禁卖酒，至后元年夏始恢复，凡五年；武帝天汉三年实行酒专卖。昭帝始元六年废除。后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兖、豫、徐、冀四州水灾，禁卖酒。（不见开禁之日。）顺帝汉安二年，又禁卖酒。晋孝武太元八年，开酒禁。（不见始禁之年。）安帝隆安五年，岁季禁酒。后赵石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三十一年正月复禁酒，二十八年八月开酒禁。唐高宗咸亨元年，因谷贵而禁酒。肃宗至德三年，因岁饥禁酒，直到麦熟之时。宋明帝时，岁旱入饥，颜峻上言禁酒一月，由此而省米近万斛。李福蔚，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宝鸡炎帝、周秦文化研究会理事，宝鸡市孔子研究会监事，宝鸡民俗博物馆特邀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