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鼎由“炊器”变成“礼器”，使饮食文化出现政治化特征
青铜器和文字、城邑、礼乐一起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铜鼎是在商周时代发明和发展起来的。但以“鼎”为型这种器物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不过那时是用陶土做成的陶鼎。器物一般呈圆形，下有三足，口沿上有对称的两耳，是日常生活炊煮食物的用器。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模仿陶器形制铸造青铜容器，有鼎、鬲、爵、觚……等形状各异的青铜制品。在初期，铜鼎的性质和功能与陶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到后来，服务于宗法等级的礼乐制度，产生了“列鼎而食的制度”，赋予了不同等级的奴隶主贵族以不同的特权，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铜鼎成为王权的象征，等级不同，使用铜鼎的个数不同，规定：“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三、元士三也。”饮宴对，奏乐击钟，用鼎盛着各种珍贵食品（周八珍），这就叫“钟鸣鼎食”，形容权贵的豪奢排场，这时，铜鼎已不再单纯是一种炊器，而成为礼乐制度中象征王权和区分等级的重要礼器。这种“列鼎制度”到春秋时代“礼不逾节”已成为一句空话，战国时“礼崩乐坏”，象征王权和用来区分等级的铜鼎，随“礼崩乐坏”，作为礼器的意义逐渐消逝。
“鼎”何以由“炊器”变为“礼器”。一是“禹铸九鼎，象征王权”“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传说。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被其伤害。以后“桀有乱德，鼎迁于殷”，“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周成王建东都洛邑时，又“定鼎于郏鄏”，表明对九鼎的重视。说明了夏、商、周三个王朝政权的更替，是以夺取了前代的鼎，作为象征的。1976年在临潼出了一件周武王时代的青铜器，內铸铭文，记载周武王伐商的历史。铭文有“越鼎，克昏，夙有商”七字。所谓“越鼎”就是夺了鼎，是说周人夺了商王朝的政权。从此，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左传·宣公三年》、《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子问鼎”，周大夫王孙满作了回答的故事。后来人们就把“问鼎”比喻为图谋王位。关于九鼎的下落，据说在秦昭王时，“其器九鼎入秦”都咸阳，传说一飞入泗水。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二是周代有“列鼎制度”或“升鼎制度”的用鼎规定。《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说：“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
作为礼器的铜鼎，不但是王权的象征，而且各级奴隶主贵族也因等级不同，而使用铜鼎的个数不同。在“礼不下庶人”的周代，鼎是贵族的专利品，是标识他们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三是真正体现等级和礼制的是“列鼎”。所谓“列鼎”指的是一组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而“升鼎”是将煮熟的牲肉转盛于进献用的鼎的动作，一套升鼎为列鼎。礼书载：一套正规的升鼎为奇数，天子九、诸侯七，鼎实为牛羊豖俱全的“太牢”；卿大夫五，鼎实为无牛有羊豖的“少牢”；士用三或一鼎，实为仅有豖的“牲”或“特”。对此，《礼记》载：“正鼎是太牢九鼎或七，可陪馐鼎三；正鼎是少牢五鼎，可陪馐鼎二；正鼎是牲三鼎或特一鼎者，只陪馐鼎一。”总之，在周人封建宗法制度下，“列鼎”或“升鼎”是对旧有的尊卑秩序的效忠仪式。这个尊卑秩序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伦理性的，这就是周礼的精神根源。 鼎有三类：一类是煮肉的叫镬鼎；一类是盛肉的叫升鼎；一类是调味的叫馐鼎。正鼎就是升鼎，陪鼎可能是馐鼎。不同场合，有升格或降格的接待，身份不同，礼不一致。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普遍逾礼，宗法秩序大乱，平民地位提高。“礼器”不再是贵族的专利。面对如何维护旧礼制、旧秩序，如何将平民（知识分子）纳入这个礼制之中，儒家便肩负这个调适工作。
作者简介：李福蔚，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宝鸡炎帝、周秦文化研究会理事、宝鸡市孔子研究会监事、宝鸡民俗博物馆特邀顾问。
